“摸鱼、说公司坏话全被精准取证”，苦命打工人在职场堪比“裸奔”
暗处的眼睛远比想象中密集。（图源：《人生切割术》）
撰文：贾舟洲
编辑：石悦欣
入职一家大厂前，李墨先学会的不是业务，而是自保——手机不连公司Wi-Fi，微信不登公司电脑。在对话前，他特意打开了电脑通话，因为担心手机安装了公司APP，存在被窃听的风险。
这种警惕并非小题大做。
在社交媒体上，“如何优雅地避开公司监控”“一招摆脱公司监控，大胆摸鱼”等帖子，全方位地传授“保姆级大厂保命攻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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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反监控攻防术的背后，是一场打工人与公司的“猫鼠游戏”。
而吴瑞宇在这场游戏中输了。3.8TB的监控视频，这是公司呈给法庭的证据。
画面里，吴瑞宇坐在右下角的工位上，每一个动作都清晰可辨。更多的证据来自公司电脑，她在微信的日常吐槽、浏览网页的记录，被一张张截屏，做成视频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份文档精确记录着她的“摸鱼”信息，哪一天、哪一刻，在看小说还是浏览视频。
2025年9月，公司辞退了吴瑞宇，理由是推脱工作、对抗老板、上班摸鱼。证据之一，便是摄像头拍下的画面和电脑内置的监控记录。
律师告诉她，公司配备的网络行为监控记录可以精确到秒。员工的网络行为被分为“在线影视”“文学小说”“网上购物”等多个类别，后面附着具体的访问网址。
《监视》剧照
这种被机器之眼时刻凝视的感觉，并非当下独有，而是沿着一条更长的历史线，走到了今天。
最早的监控，是雇主本人的眼睛。在小作坊里，老板坐在一角，抬头便能看见每一个人。
慢慢地，工厂变大，车间变长，一个人的眼睛看不过来，于是有了工头。一双代理的眼睛，维持着千百人的秩序。
后来，机器开始长出眼睛。摄像头悬在头顶，不知疲倦。如今，监控长进了算法里，数据喂养模型，模型输出预判。
如今，监控密布在每一个打工人的生活里。头顶的摄像头、电脑内置的系统、换了一副“关爱”面孔的智能手表和智能坐垫……暗处的眼睛远比想象中密集。
01
你被看见的，
远比你以为的多
李墨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发现那双眼睛的。
刚入职时，李墨和朋友在公司的办公软件上闲聊，随口吐槽了几句。他下意识问道：“我们的对话不会被监控吧？”朋友回得很快：“那肯定。”
工作的每个举动，几乎都有备份痕迹。李墨曾因为申请查看文件次数过多，被系统判定为有风险。他需要写反馈，通过领导批复和安全部门审查，才能撤销警告。
后来，李墨发现会议室也能“看见”人。预定了会议室，如果十几分钟还没到，系统便会自动发来提醒。
《人生切割术》剧照
陈晨拿到工牌时，并没有觉得这块白色卡片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只觉得300元的挂失费有些昂贵。她从HR处得知，这块工牌自带GPS定位和会议录音功能。
“为了方便考勤和工作需要，没人会觉得有问题。大部分时候，公司应该没有闲心来管我们这些小喽啰，只是有些担心会不会‘秋后算账’。”陈晨说。
吴瑞宇也曾是这样想的。在看到公司提供的证据前，吴瑞宇从没想过自己会在职场“裸奔”到这种程度。
她在一家小型企业做研发工作，知道公司会有绿盾加密等手段，防止核心信息外泄。同事之间工作沟通基本都用私人微信，她也每天在公司电脑上登录微信，从未多想。
直到与公司产生劳动纠纷，她看到公司提供的视频证据，才知道自己一年的聊天记录全被看完了。除了平常随口的吐槽，还有自己的负债情况和精神疾病史。
《监视》剧照
卢圣龙是青藤云安全实验室负责人，从事了13年网络安全工作。他介绍，很多公司都会配备DLP数据泄露防护、终端行为管理等系统，这些系统基于审计需求，可以实现流量监控、网页过滤、USB管控、截屏等基本功能。例如，流量监控功能能够监测到员工浏览招聘网页，从而触发离职预警。
监控工具将人的行为转化为数据，再交由系统判断、归类、预警。这种方式跨越国界、穿越行业，抵达任何一个打工人的工位，包括蓝领。
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Zephyr Teachout曾在《纽约书评》撰文，讲述美国长途卡车司机如何被全程监控。在国外论坛上，很多司机感到愤怒，一位网友说：“我只想平静地挖挖鼻孔。”一位公交车司机说：“做做鬼脸、自言自语或跟着唱一首歌……摄像头让你变得不健康，也让你疲劳不堪。”
《监视资本主义：智能陷阱》截图
据卢圣龙了解，SaaS终端管理工具基本按人头收费，百人左右的企业，每年花几万块钱，就能实现基本的监控布置，云端内容储存在供应商的服务器里。
大型金融机构或大厂的安全要求通常更严格，会有完善的安全审计流程，员工电脑普遍部署DLP探针，并配备专门的安全团队，每年安全投入成本在百万元以上。
每个公司的安全需求不同，关注的监控规则也不一样。百余人的公司，可能一天就会触发10条规则预警。一般情况下，只有触发高危规则，公司才会留存完整的屏幕录像或流量记录。
高危规则遵循一套动态的判断逻辑。
监控还可以标记每个文件是普通表格还是机密财报，发送时间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凌晨。一旦可疑行为与离职动机同时出现，这个人便会被列入重点关注名单。
时间、身份、行为、状态，所有监控数据拼在一起，一个人正在做什么、打算做什么，清晰可见。
《黑镜（第三季）》截图
下班了，监控就结束了吗？
员工如果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吐槽公司，引发舆情危机，公司除了内网溯源，还有另一张牌——开源情报。安全团队通过爬虫抓取公开言论，利用发帖内容、标点使用习惯等特征对发帖人进行简单建模，再与内部员工数据作对比，从而锁定个人。
“这种方式在头部大厂的舆情管控里是存在的，但对于普通公司投入产出比低，不太常见。”卢圣龙说。
02
红线之外，灰色以内
上了法庭，吴瑞宇看到公司提交的证据列表，自己的聊天记录被截图、整理成了几百个视频。
吴瑞宇回想离职前的两个月，自己的工位附近加装了监控，每个监控下面写了标语，“公司研发重地，禁止录音录像”。在职的一年里，她印象中公司对电脑升级了至少3到4次。
监控的步步升级并非某家公司的特例。
美国科技新闻网站The Verge披露，亚马逊内部会使用一套自动化系统，实时追踪仓库员工的生产效率。如果员工的离岗时间过长，系统便会生成警告。
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员工手上有一条腕带，会“发出超声波脉冲和无线电传输，以跟踪员工的手与库存箱的关系”，用振动引导员工走向正确的库存箱。
《人生切割术》剧照
以人性化为名设置的办公设施，在实际应用中，常常与监控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。
杭州一家科技公司给员工发放了智能坐垫，用来记录心率、呼吸和坐姿。起初，大家觉得这是公司人性化的福利。直到员工和HR闲聊时，被问道：“上午10点到10点半是不是老不在工位上？”
该企业回应称，智能坐垫主要用于监测健康数据，所有信息严格保密，仅用于产品研发，不会纳入员工考核或影响奖金发放。
无论监控以何种面目出现，在企业的逻辑里，它首先是一道防线。
在卢圣龙的工作经历中，员工泄露公司机密并不少见。
在他处理过的安全事件中，曾有一位即将离职的研发人员，试图把公司源代码的核心算法伪装成普通文件，拷进个人网盘带走。公司的监控系统捕捉到了这次传输异常，这套系统不仅监控文件类型，还会解析传输包内容，与文件特征库进行比对，一旦匹配到敏感特征码，便会触发告警。
《金钱游戏》剧照
卢圣龙认为，公司布设监控的目的主要有三点。优先级最高的是保护核心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；其次是满足行业合规要求，比如金融行业需要符合监管规定；最后是防范内部威胁，也就是有没有“内鬼”作恶。
法律也赋予了企业监控的合法性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，企业为了人力资源管理需要，有权了解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员工信息。
修玉婵诉海阳市融昌塑编包装有限公司案中，公司在修玉婵办公电脑上安装了“超级眼”，自动下载了微信和QQ的聊天记录。两审法院均认定不构成侵权，因为办公电脑应该仅用于工作，对公司而言属于公开空间，公司在其设备上安装监控软件，属于企业自我管理行为。
但法律只划定了红线，红线之外，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。在这片地带里，尺度往往握在企业手里。
03
“天平开始倾斜”
一次病假复工后，吴瑞宇发现自己的笔记本不见了，本子里写了很多骂老板的话。后来她在证据目录里重新见到了这本笔记本。她不太确定，公司私自收走笔记本是否合理，因为办公文具是公司统一采购的。
此时，吴瑞宇与公司正处于辞退纠纷的拉锯期。
《不虚此行》 剧照
刚入职时，吴瑞宇感觉老板很器重自己，在公司会议上也常被点名表扬。2025年5月，公司停掉了一些自研项目，并开始辞退员工。两个月后，裁员的刀落在了吴瑞宇身上。
当时，吴瑞宇和客户合作出现了问题。“老板开始从我身上找问题，从此开始泛滥。”她说。老板调取了监控，发现吴瑞宇在上班时间看小说，当天就找到她谈话。
吴瑞宇认为，入职时谈好的薪资，其中的四分之一是加班费。如果不加班，就拿不到这笔钱。但手上项目很少，又要撑满工作时长，自己就在工位上看小说。
双方由此进入拉锯期。公司开始拖欠工资，先是7月少了2000元，8月和9月一共发了3000元，扣掉五险一金后，只剩下1000元。
律师告诉吴瑞宇，以当时的摸鱼情况，公司辞退她其实是合情合理的，因为她确实没有在上班时间提供劳动。
但事无巨细、数量庞大的监控视频仍然让吴瑞宇感到震惊。数据一旦被采集，便可以被分析、被解读，个人隐私和企业管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？
《办公室》剧照
董晨是某中型IT集成商的法务，曾先后任职于法务管理咨询机构、百亿级私募基金。他认为，企业在办公场所安装摄像头，只要避开卫生间、更衣室等隐私区域即可；在员工办公设备上安装监控软件前，企业履行了告知义务，就属于正当管理行为，一般无需法务审查。
“其实类似于公司在监控和审视自己。8小时工作制的核心就是，公司花钱向你买这8个小时的时间，这8个小时之内，你应该完全服务于公司。”董晨说。
然而，法律学界认为，劳动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律关系，不平等特征被提炼为“劳动从属性”。
在告知阶段，天平便开始倾斜。监控告知被浓缩为入职时的一次勾选，藏在几十页的员工手册里。员工有权拒绝，拒绝的代价是放弃这份工作。
在法庭之外的谈判桌上，负债、病史、家庭情况等个人信息成了让员工让步的话术。公司从聊天记录中得知吴瑞宇有负债，在私下调解时和她说：“我知道你有负债，如果你要去仲裁，我们也可以拖很久。”
《人生切割术》剧照
律师贾宝军执业20余年，一直关注劳动法领域的案件。他认为，单从法律层面而言，企业管理和个人隐私的边界划分并不清晰，没有细化的限制性规则。“法律就是我们老说的一句话，所有争议到了末端都是模糊的，都是价值判断。”他说。
贾宝军认为，判断企业监控是否合规，应该考虑合法性、正当性和必要性三个维度。合法性是前提，即监控不得明显侵犯隐私，且需明确告知员工并获得授权。正当性关乎目的，企业需有保障秩序、安全等正当管理理由。必要性涉及界限，采集的信息必须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，使用时也必须限缩在必要范围内。
但从公司角度出发，董晨认为，法律只提供合法性支撑，合理性不属于法律的调整范围。“企业是民事主体，法无禁止即可为。”
04
监控的缝隙里，
人还剩什么
去年11月，吴瑞宇重新开始投递简历。一家公司面试了她7轮，却在背调结束后，取消了offer。
从业20余年，贾宝军接到过许多关于公司侵犯个人隐私的咨询，但没有人真正走上仲裁之路。
“诉讼的途径是通畅的，但现实中员工提起诉讼很少，成功案例也比较少。”贾宝军说，“一是没有法律依据，二是就业环境对员工的隐性压力。你不可能为了这个跟企业撕破脸，把工作丢了，更何况撕破脸也不一定能赢，付出的时间成本也很高。”
《举报者》剧照
走上法庭是少数人的抉择，对于更多普通打工人而言，被监控是一种无法确知的状态。
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师陈剑华认为，智能工牌、智能坐垫等设备只能抓取表面信号，只信赖它的数据会造成误判。比如心率快可能是情绪紧张，表情严肃可能是工作专注。
“心理学上有自我决定理论，人需要自主感、胜任感、归属感，才能保持积极的行动动机。”陈剑华说，“高压监控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管控，始终有人在后面用鞭子抽着，盯着你干活。失去主动性之后，效率反而会下降。
如今市面上出现了一批反侦察产品，比如“聊天隐私盾”，号称可以阻止后台微信截屏。但卢圣龙认为，这类个人开发的小工具，很难对抗公司采购的商业级监控系统。试图结束或卸载监控软件，很可能会触发警告，反而打草惊蛇。
“把工作和生活的数字身份彻底切割，是职场中保护自己隐私成本最低且最有效的方式。”卢圣龙说。首先是不外传公司敏感信息，其次是公司设备只处理工作事宜，个人手机尽量别连公司Wi-Fi，更不要通过公司Wi-Fi浏览敏感内容。
《惊蛰无声》剧照
在法律层面上，贾宝军建议，在做好自己的前提下，如果对企业采集或使用个人信息的方式有疑虑，至少可以做两件事。一是主动询问，问清楚对方要什么、为什么要、打算怎么用。二是如果觉得不合理，就明确表示不同意，并尽量通过留痕的方式沟通。这些痕迹都可以作为未来的呈堂证供。
“所有权利的维护都需要社会共识，大家一起去做。”贾宝军说，“共识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者，会影响到裁判人员，也会通过司法的个案进一步促成社会价值观的形成。”
企业管理和个人隐私之间的边界，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，被一步步划清。
（吴瑞宇、李墨、陈晨、董晨为化名）
